“让每个孩子不再因贫穷而失去课堂！”这是希望工程践行的理想。
　　25年来，希望工程援建希望小学18396所，圆了400多万农村孩子的读书梦。但对于随父母迁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，他们的读书梦该如何延续？
　　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2005年筹办南都公益基金会时，就在酝酿一个希望工程的升级版——“新公民计划”，包括新公民学校项目和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，服务的主要对象就是农民工子女。
　　“希望工程是解决经济贫乏时期落后者们的权益问题，‘新公民计划’则是解决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的弱势者权益问题。”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。
　　“新公民计划”转而致力于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，通过开展多种公益项目，促进农民工孩子融入城市。
　　“新公民计划”总干事蔺兆星说：“我们有两个学校项目，一个是支持教师开展教学项目，一个是让社工进学校帮助孩子解决发展中的问题；孩子回家后没人照顾，可以到社区中心学习和成长。”
　　对于打工子弟学校，“新公民计划”的支持鼓励教师创新、为学校提供了很多软件方面的支持，而硬件落后、身份“非法”仍然是这些学校必须面对的现实。
　　北京海淀行知实验学校有两个校区。一个是龚村校区，一个是双槐树校区。两个校区均在西四环的“城中村”，凹凸不平的操场，几排旧平房，勾勒出并不宽敞的格局和并不丰富的资源。对此，校长易本耀感叹得来不易，想着10年前还四处漂泊，整天提心吊胆担心学校随时被取缔的日子，易本耀仍心有余悸。
　　行知实验学校的龚村校区是原来的村小，海淀区教委曾投入170万元帮学校整理校园，包括加固、维修校舍，铺设地下电缆和暖气管道等。
　　而双槐树校区由于曾经是公办小学并校后留下的“遗产”，硬件条件要优于龚村。
　　易本耀感激海淀区的教育政策，即便双槐树校区的周边村庄都已拆迁完毕，但行知实验学校还是保留了下来。
　　易本耀说办打工子弟学校有四难，“身份难得、土地难批、教师难留、资金难筹”。2003年，双槐树校区拿到了民办教育许可证，避免了2006年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因“未经批准”被关停的命运，但龚村校区至今仍属于“非法办学”。
　　行知实验学校只是北京130所打工子弟学校中的一员，收费低，拨款少，学校资金短缺，老师收入差，师资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“教师有四分之一的流动性，打工子弟学校很难留住老师。”易本耀说。
　　刘立娟算是行知的老教师了，她在这里坚守了10年。她本可以回辽宁老家的公办学校当老师，有更好的收入，但她选择了留下来。她说：“收入基本够自己生活，也只够住几平方米的房子，但是根本舍不得这些孩子。”
　　而张怡婷则是因为“报恩”，2010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，“听说行知缺老师，就毫不犹豫地来了”。
　　1997年，11岁的张怡婷跟随务工的父母来到北京，就是在当时易本耀夫妇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插班。“当时还是在菜棚中上课，冬天非常冷，条件很艰苦。”由于学校几次搬迁，张怡婷也曾多次与学校失联。她说，在行知当了4年的语文和音乐老师，感觉肩上的责任很重。
　　随着中国城镇化、工业化进程的加速，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问题日益凸显。
　　据2012全国教育统计数据显示，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14459万，城镇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7415万，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394万，如何保证这个庞大群体的受教育权利，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　　近年来，上海、广州等城市已陆续探索出保证农民工子女上学的新举措，包括拓宽公办学校吸纳能力、政府购买民办教育服务等。
　　“如果我们可以获得办学许可证或被纳入公办学校，孩子们的学籍就有保障了，那样20年也算没白干。”易本耀说。
　　从1994年五棵松的几间菜棚到如今的砖砌教室，易本耀20年来的坚持，为打工子弟在流动的城市找到了受教育的空间。